“周”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朝代，其在历史中的地位甚至要高于完成大一统的“秦”。后世对他的推崇主要是在文化和制度上的，以至于在汉代时假托周人之手，制定了很多理想化的制度。

　　

　　不过在这里，我们所要关心的是周人在地缘上的建树。如果说周以前的夏、商两代的管理形式，更多的只是满足于做名义上的共主，而对地缘文化本身并不会刻意去改变的话（各族群仍可以在自己的领地上保有文化上的独立性）。

　　

　　周人显然认为这种粗放式的管理模式并不利于保持王朝的稳定。在寻找新的管理方式时，周人“祖先崇拜”的观念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尽管在东亚大陆，由于各地区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封闭性。各地区都或多或少存在祖先崇拜的概念。但周人对于祖先的态度，以及对于传承血嗣的态度却是无出其右的。这突出表现在周人“多妻”的态度，以及将宗亲“封建”至各地的做法。

　　

　　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周人开始从上而下开始改变以往为东部族群所占据地区的文化属性。尽管最终所形成的华夏文明带有东西两大族群共同的文化烙印，但从黄土高原上走下来的“周人”却为这一共有文化打上了西部的标签。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并没有什么不妥，毕竟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但于我们今日来说，在注意千万不要因此而认定所谓“华夏”文明仅仅来自于黄土高原。这样不仅不能还历史于本来面目，而且会被某些目前仍属于边缘民族的族群所利用。造成这种情况，传统的历史观多少要负上一些责任的。

　　

　　了解了周的地缘结构之后，历史马上就要进入百家争鸣（争斗？）的春秋战国时期了。我们必须站在周王的角度来审视这些诸候国的形成原因。如此我们才能明晰那些看似纷杂的地缘关系。

　　

　　看过《封神榜》的人都知道，周人的祖地在“岐山”附近。岐山的位置也就在渭河平原的西头。当周人安安份份的呆在岐山时，对商族是构不成威协的。尽管商族也曾对黄土高原上不臣服的部族发动过战争，但地理距离使得周人在此之前并不会与商族发生大规模冲突。

　　

　　不过岐山在渭河平原属于边缘地区，对于有志于东进的周人来说，并不是最合适政治中心。因此在进军中原之前，他们必须先占据渭河平原的中心，以控制整个渭河平原。这个中心被选在渭河之南，史称“丰镐”，地理位置在现在的西安市长安区。自周人将这里确定为渭河平原，乃至黄土高原的枢纽地区后，在随后的历史中它又多次成为整个中国的政治中心。

　　

　　商朝在建立以后的“迁都”有5次（如果计算上入主中原以前的有13次），前期大部分都在黄河以南，洛阳——郑州一线。最后一次则迁回黄河以北，也就是现在发现甲古文的地方（安阳）。

　　

　　关于商族人为什么这么热衷于“迁都”，史学界众说纷芸。有说是天灾，有说是人祸。不过从结果看，商人越过黄河，进入了中原核心区，但却更适应贡河以北的生活。最起码我们知道，在最后一次将都城迁入安阳境内后（黄河北岸），商人的都城就此方稳定下来。在此后200多年后，商人就是以此为政治中心，向四周邦国施实影响。

　　

　　尽管位于目前河南境内的“安阳”也被划入中原的范畴。但事实上，黄河以南洛阳至开封一线才算得上是“中原核心区”。这一地区最大的地缘价值在于可以封锁渭河平原东出华北平原的主要出路。而商族的这一次迁都尽管回到了自己的祖地，稳定了政治局面，但也为以后的覆灭留下了隐患。200多年以后，周人正是因为商人在这一地区的力量薄弱，才得以轻可易举的进入河洛地区，然后经“孟津”（津即为渡口，孟津之名三千年未变）渡过黄河，然后与商族决战于牧野。

　　

　　如果商人能够继续以洛阳盆地为政治中心，周人决不会这么轻易得手。最起码“八百诸侯会孟津”的场面是不会出现的（这些所谓“诸侯”很多都是来自黄河以南地区，甚至还有长江流域的“巴人”参与）。

　　

　　后世的帝国多吸取这个教训，将政治中心建于最危险的敌人面前，以此方能集合全国之力以抗之。当然，前提是你要预判出敌人来自于哪个方向。而商人似乎还没有想到这么深远。

　　

　　附图：牧野之战

　　

　　

　　

　　忘记说了，封神榜里的“朝歌”是纣王的行都，也就是在正式都城之外的另一个都城。这在古代并不鲜见，最起码我们马上会在周朝看到同样的情况发生。

　　

　　商人选择迎战周人的地点是在朝歌西南70多公里处的牧野。这一战之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从此周人确立了中原的统治权，并将黄河以北直至燕山的范围正式划入了华夏控制区。而这其中所用的手段则就是那具有开创姓的“封建”制度。